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回购股份并非不愿，实属不能。

从证券时报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银行在股份回购方面的掣肘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回购股份需要消耗所有者权益，这与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方面的特别要求相悖；二是即便是持有不超过3年的库存股，后续的处置方式也缺乏空间。

“整体来看，目前银行面对的是缺少资本金这个现实。即使股价很有吸引力、并且有助于做市值管理，但是银行回购的动力也不会太大，资本金是很大的制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

投资者喊话银行回购

今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在上半年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并且时隔多年再度实现所有上市银行营收同比正增长。

与回暖的业绩相对应的，却是银行股普遍的低估值。截至11月27日收盘，A股28家上市银行共有19家股价跌破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老16家上市银行中，只有招行、宁波银行实现1.4倍以上PB，其余14家均处于破净状态，少数银行甚至长期维持在破净状态。

这也引来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的问询，主要是对股价稳定措施的冀望。可见的是，已有多家银行通过主要股东增持、高管增持方式，彰显信心，提振股价。

在百余家上市公司推出股份回购预案的浪潮之下，也有部分投资者公开呼吁上市银行回购股份，让股价回到每股净资产以上，或者向上市银行了解以股份回购代替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是否可行。

对此，约10家上市银行在互动平台上回复了投资者关于回购的问询。从这些答复内容来看，回购是大多数银行短期内不会考虑的市值管理方式。

不少银行都明确表示，暂无股份回购计划，只有极个别银行称“将进行论证研究，统筹考虑”。据记者了解，即便是公司法修正意见、《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陆续出台之后，银行的态度也并未发生变化。

而对于以股份回购代替现金分红的可能性，有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从资本充足角度来分析，股份回购并注销与现金分红没有本质区别；但股份回购会减少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进而影响资本充足水平。“如果通过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替代现金分红，既不符合监管导向，也满足不了很多股东获得即期现金回报的需求。”该人士说。

在大部分的投资者互动区域可以看到，投资者普遍更为关注上市银行的现金分红稳定性，这也符合证监会、交易所的监管导向。

资本金约束是主因

市场对于上市银行股份回购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8月，就有多家私募同时发函当时股价跌破净资产的银行，建议这些银行回购股票提振股价。

但是，银行业作为一个强监管行业，也有自身的难处。

今年5月底，浦发银行副行长、董秘谢伟在该行股东大会上对此作出详细解释：“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资本是银行信用的基础，且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就目前的操作情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尚未发生因为支撑股价而回购的情形”。

谢伟表示，具体原因有三点：首先是银行面临严格的资本金约束，如果回购股票并注销，将会消减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假设在回购的同时还要维持一定的资本金比例，就必须从资产端来消减，但这很难得到监管部门批准，也会削弱银行的经营能力，降低银行收益，最终对股价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谢伟认为，如果回购股票并注销，极易引起系统性风险、声誉风险。“根据《公司法》178条规定，公司如果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定，必须采取通知债权人等行动。但银行的债权人是存款人，如果要回购并注销则可能需要得到存款人的同意，这有可能引发挤兑等风险” 。

此外，根据相关监管规定，银行业如要变更注册资本，必须先得到监管的受理与批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未看到相关案例的出现。”谢伟称。

在前述上市银行对投资者的回复中，这些解释也被广泛采用。“按照原来的公司法要求，银行回购股份只能用于员工激励或者说是其他一两种情形，而且回购后必须马上注销，因此银行的操作空间是不大的。”一位股份行高管对记者表示。

一位上市银行董办部门负责人则认为，于银行而言，回购预案与银保监会对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是冲突的，在各级监管意见、配套细则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银行没必要也不能进行这种探索。

“从监管审核角度看，面对资本监管趋严的背景，各家银行的再融资部门没有空窗期，都在忙着补充资本。如果这时候启动回购，减少核心股本，主动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很难获得银保监会的同意，甚至影响后续的再融资。”另一位上市银行投关负责人称。

库存股处置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已于9月初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修法的建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案草案提出，建立库存股制度，明确公司因特定情形回购的股份，可以以库存方式持有，但持有期限不得超过3年。

前述“特定情形”，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种股份回购情形。包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配合可转债或认股权证发行且用于股权转换的、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可以转让、注销或将股份以库存方式持有。

一家上市银行董秘告诉记者，库存股这一制度突破的最大意义，是公司可以择时使用自有资金去买自己的股票，并在市场回暖时卖出，起到“熨平器”的作用。“国际资本市场较多采用这一概念，因为股份回购后并非立刻注销，而是给予充分的缓冲期来平抑市场波动。”他补充称。

但他也提及，从会计处理上说，回购股份需要消耗所有者权益，在核心一级资本里把回购耗用的资金扣减掉，这对资本充足率有很高的要求。“核心资本比较充裕的，可以探索回购；但如果比较紧张，甚至存在资本缺口，就一定要审慎考虑。”

而更多上市银行的顾虑是，银行回购的股票后续该如何处置？从记者对十余位银行董办人士的采访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但他们普遍反映，即便是持有不超过3年的库存股，后续的处置方式也缺乏空间。

“首先被排除的是回购并立刻注销，因为减资的风险太大；其次，库存股可以用于员工股权激励，但这种方式的现行障碍很大，还没有银行做成过；再次，用于转换银行可转债，但可转债的发行就是为了转股补充资本，如果用回购的股份来承接，那发行可转债有什么意义呢？最后，库存股最多只能持有3年，在没有确定处置方式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启动回购。”一位大行高管直言。

也有投资者提及以回购股份代替现金分红，但前述高管认为，现金分红比例的减少，将引来更多投资者的质疑。

汇丰银行的股份回购经验

事实上，在境外多地上市的汇丰银行有着丰富的股份回购经验。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该行的回购是建立在一系列其他配套机制基础上的，尤其是以股代息的分红方式，也就是投资者既可以选择现金分红，也可以选择股票分红。

这意味着，在回购的同时，银行还可以发行股票分红，因此可以保持总体资本规模变化不大。

在今年6月举行的策略简报会上，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范宁就透露，希望在2018～2020年维持现有的派息水平，并于适当情况及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下回购股份，以对销在以股代息计划下发行的股份。

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汇丰已于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多次回购。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目前已发行的普通股数量为203.59亿股，包括以库存方式持有的3.25亿股普通股。

存款跟不上放贷节奏中小银行担忧明年“弹药不足”

　　“明年再想增加小微贷款都没钱可放了，交完存款准备金，账上剩不了多少资金。”一家苏南地区农商行的行长最近向记者抱怨，现在拉存款很困难，快要跟不上贷款投放节奏。

　　年中以来，银行信贷额度有所放松，监管引导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作为支小排头兵的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型银行，放贷提速尤为明显，但未来可供投放的“弹药不足”也让这些中小银行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股份行也面临较大负债端压力，存贷比普遍偏高，甚者出现了存贷倒挂现象。

　　股份行存贷比普遍偏高，随着今年存款增速降至史上最低，银行存贷比不断走高，股份行压力最大。记者通过Wind统计发现，截至今年三季度末，28家A股上市银行中，存贷比高于90%的7家银行均为股份行。其中，浦发银行存贷比最高，为105.6%。紧随其后的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分别为98.1%和97%。

　　虽然从2015年10月起，之前实施已有20年之久的商业银行75%存贷比监管指标被删除。“但是，过高的存贷比也会使得其他监管指标很难安排。”一位监管人士表示，现在用一系列其他指标代替了对存贷比的监测，比如净稳定资金比率、流动性缺口率、流动性覆盖率、核心负债依存度等。

　　上述农商行行长认为：“一般来说存贷比超过75%，商业银行就很难继续增加贷款了。”

　　存款吃紧的情况下，同业融资成为负债端重要补充渠道之一。浦发银行同业存单计划发行量达7000亿元，尽管较去年减少了1000亿元，但绝对量上已跃升至行业第一。12家股份行合计计划发行量为5.63万亿元，占所有已披露银行同业存单发行量逾四成。

　　而在同业负债受监管限制的背景下，股份行很难继续依靠这一渠道支撑负债来源增长。今年银行也在纷纷压降同业负债规模。截至三季度末，浦发银行负债总额较年初下降1.39%。其中，同业存放款项、拆入资金以及卖出回购等同业负债均大幅压降，取而代之的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较年初增加了33.08%。

　　“原来采取相对激进的发展模式，通过同业资金投放、表内外资产投放来带动企业存款的银行，现在就会出现存贷比偏高的情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

　　在他看来，信用货币体系下，存款是被“创造”出来的。实际是先有银行贷款放出去，再有企业存款存进来。“一些过去依靠表内外的资产应用来创造企业存款的银行，现在表内外信用扩张不出去了，派生不出企业存款，资产负债表很可能维持不住，就会面临缩表压力。”

　　这一趋势已经显现，一些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下降。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浦发银行资产总规模较年初下降0.78%。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同期资产增速分别为1.08%和1.97%。

　　农商行担忧放贷资金不足

　　“今年基层的普遍感受是，存款大多上不来，贷款增长比存款增速快。这种情况维持一年可以，时间长了肯定不可持续，明年很难再新增贷款了。”上述农商行行长表示压力很大。

　　据Wind统计，以贵阳银行为例，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其贷款总额较年初增长27.95%，但同期存款增速仅为4.47%。无独有偶，长沙银行年内贷款增速达26.7%，存款仅增长了1.14%。

　　虽然从存贷比来看，城商行、农商行基本处于“安全阈值”内，大多在75%以下。但是，今年贷款增速大大超过了存款增速，让一些银行担忧未来投放信贷的“弹药不足”。

　　“有些地方农商行、城商行寻求资产负债的快速扩张，过去可以通过同业投资，但现在同业业务受限、资产增长只能依靠贷款，而小银行获得同业资金和人民银行资金的能力相对较弱，使得其负债端增速跟不上。”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表示。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加大了再贷款、再贴现等投放额度，支持中小银行信贷投放。但是一些中小型银行还是感觉“囊中羞涩”。一位来自浙江城商行分行行长表示，地方银行本来就享受不到国家财政存款等中央资金来源，支小再贷款“价低但量少”，专项金融债和资产证券化的补充渠道“价高量不足”。

　　“今年拿到了17亿元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但期限很短只有3、4个月，必须匹配流动性较强的资产，而且在量上还是不够。”上述农商行行长认为。他希望，人民银行可以加大对中小银行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国有大行购买中小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让资金更多传导到金融毛细血管。

资本金约束下的困局：上市银行“有钱”难买自家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