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这是2018年最高级别的风险事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近日发布了年度风险报告，称冲突与战争、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网络攻击已经取代社会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崛起等问题，成为2018年世界面临的最高级别风险事件。

对来自政府、商界、学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近1000名专家的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预计2018年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或经济冲突会恶化，其中4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风险将显著增加。

虽然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但在经历过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泛滥的2017年后，受访者普遍持悲观态度，在被问及对2018年的期待时，仅7%受访者认为风险将会减少，而有59%的人认为风险将会上升。

成立于1971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州科洛尼，世界经济论坛以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的年会闻名于世，历次论坛均聚集全球工商、政治、学术、媒体等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

今年的WEF报告强调了四个令人担忧的问题：(1)持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2)国内和国际将政治紧张局势；(3)环境危险；(4)网络脆弱性。

在经济方面，各项指标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终于步上正轨，GDP增速全面反弹，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央行们正着手货币政策正常化。

但WEF指出，这一片大好的景象可能掩盖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目前的复苏强度是有记录以来后危机时期最弱的，生产力率增长也疲弱地让人不解，投资者增长停滞，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速自2010年来就大幅下滑，而在许多国家，社会和政治结构随着实际收入停滞不前而遭到严重破坏。

令人安心的总体经济指标意味着一些经济和金融风险成为盲点，它们包括一些熟悉的但却已经发生演变的风险，以及一些新浮现出来的风险。

在熟知的风险中，资产价格高涨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在股票市场，随着一次又一次新高，有关“非理性繁荣”以及市场会否出现大幅调整的担忧开始浮现。在历史上，美国股票仅出现两次比当前价格高的情况，分别是在1929年和2000年的大崩跌之前。

债券市场则更加戏剧性。在2017年中，约9万亿美元的债券以负利率进行交易，这意味着投资者向债券发行人付钱来承担他们的金融风险。这种反常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央行们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影响。

WEF表示，一旦发生剧烈市场调整，那些对泡沫化行业和市场敞口较大的实体经济将首当其冲，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持有金融资产比较普遍的国家，影响也将巨大。

而不仅仅是股票和债券市场价格走高，在香港、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多伦多等地，房价大幅飙升，而这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飙涨比起来也都不算什么。

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过去十年来，一些金融资产和资产管理模式的创新还从来未接受过危机的挑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急剧扩张的ETF。

自2008年以来，ETF基金价值增长了约500%，资产规模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在美国股市交易中占比约为25%。

一些分析师认为，大量的ETF能够缓解市场调整，而也有人认为，ETF会加剧市场调整程度。但不到发生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样。

此外，高企的债务水平也是隐忧。

　　一般来说，伴随着信贷收缩和房价崩盘的衰退总是更难以复苏，原因是繁荣时期疯狂扩张的负债将会拖累消费和投资增长。家庭和金融部门的负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当前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而目前全球负债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据IMF，2016年G20国家非金融部门负债已经达到135万亿美元，远高于2007年时的80万亿美元。

新浮现的挑战：有限的火力、技术变革和保护主义

简而言之，当另一场危机来临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来应对？

在过去的危机中，美联储平均下调基准利率5.5个百分点。目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仅为1.25%，市场预期其将最终维持在3%左右。

因此，当新一场危机浮现，即便美联储为应对衰退将利率下调至零，相较于常规的宽松规模，仍然会有2.5个百分点的短缺。

美联储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当前利率水平更低的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了。

此外，WEF认为，技术变革和保护主义也是近年来新浮现的可能对经济带来风险的事件。

金融危机以来，技术创新频现，历史也证明，技术革命最终会带来广泛的经济效益。但是科技悲观主义者对当前的诸多创新是否能像电力、家电和内燃机等一样具有变革性持怀疑态度。

即便是乐观主义者也担心，但社会适应新技术时，大规模的混乱或许也是难以避免。例如工业革命虽然让人类实现了巨大的社会福利增长，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世界银行曾警告称，当前的创新模式可能会威胁到长期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从历史上看，经济的发展曾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虽然同样是低技能劳动，但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

随着自动化发展，制造业需要的是更高技能的工人，这将导致上述模式失灵。如果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回农业，甚至从农业转移到生产率更低的低端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可能出现停滞或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