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上大学绝对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转折。他们人生迎来了一个拐点，由此也决定了父母下一阶段的生活状态，这远比18岁已成人要复杂得多。留学成为热门选项，但对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独生子女，并不是所有父母都放心子女飘洋过海的求学之路。

被称作是“本土留学”的合作办学模式倒是迎合了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早些年“2+2”、“3+1”等项目就吸引了不少学生。对海外的知名高校来说，他们乐意在中国多招生，而国内高校也能从洋大学里借鉴到好的教育经验，这看起来是个双赢。

尝到甜头的高校们开始更紧密的合作：单一项目的合作已经跟不上发展，独立的合办大学出现了。相较“2+2”和“3+1”的模式，独立合办大学开设的专业更多，各方投入的资源和精力也更大。

入场者不少。最早成立的合办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到现在已经积累的13年的办学经验，而随着上海纽约大学的成立，美国高校也开始参与进来。美国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也是其中之一。在美国顶尖的十所大学中，杜克大学也是第一所在中国开设学士学位教育、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

合办大学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确是一种补充。中国一直是国际留学的热门生源地，仅是去美国的留学生每年就多达30万，给美国带去了100多亿美元的价值。而允许海外院校入境办学，则提供了扭转教育贸易逆差的机会。

他们也带来了不少新的理念，比如美国高校实行的“通识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被一些合办高校引进。在昆山杜克大学的校长刘经南看来，国内传统的大学本科教育是知识传授型，入学时，学生就已选定了专业方向。尽管中途有“转专业”的机会，大多数学生依旧无法按兴趣规划未来。通识博雅教育与之大不相同。学生在前两年可以不受文理科的限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到大二结束时选定一个具体方向继续深入学习。

“相当于前两年，你建立了知识的宽度，更广阔的了解了世界有哪些可能性。”昆山杜克大学战略计划副院长李含果对界面新闻说。他认为，国内高考制度最大的局限在于，当个人对世界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未来的人生就已经被决定了。明年，昆山杜克大学将在2018年迎来第一届本科生，在专业选择上，他们将有更多自主权。

而对学生和家长来说，相比选择留学或者国内高校，合办大学有其诱人之处。尽管公开收费要远比国内高校贵，与海外高校相当，但学校会提供大量的奖学金。据李含果介绍，昆山杜克硕士项目每年颁发的奖学金总额超过了应收学费的50%以上，包括全额奖学金。而国内的生活成本也要低于海外。至于教学质量，合办大学的师资一部分来自全球招聘，而另一部分则来自合作的海外院校，加上全英文教学，更容易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视野。国外院校颁发的学位证也迎合了家长们对名校学位的虚荣心。

5月底，昆山杜克大学的开放日中，一位家长们还表达了选择合办大学的微妙心态。“我孩子今年将要上高三，按照他的成绩，想要考上国内985、211高校有难度，如果是去留学，这个时间也来不及准备。我们想看看还有哪些选择。”国内的合办大学沿袭了英美大学的录取风格，需要申请人的自我陈述和推荐信，高考成绩也是必备材料，但分数却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如果非常优秀而才华出众的学生经过我校综合评估拿到了预录取通知，高考超过一本线就可以获得正式录取。”李含果说。

有了这些优势，接受合作办学模式的学生在增加。据教育部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国内各类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55万，而毕业生超过150万人。

但阻力仍然存在的。前不久，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被爆出因为合同纠纷，在读博士、硕士，以及2017年未入学的硕士生将受到影响，部分学生可能面临无法拿到学位的尴尬。这反映了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如果办得好，双方共赢，但一旦合作崩塌，自毁招牌不说，学生们的前途也将被牺牲。

其实对合作院校的管理者而言，寻求合作机会时，挑战就已经开始了。杜克大学校长Richard H. Brodhead在2006年就提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最早希望将商学院的课程引入中国，而与江苏省一些高校接洽后，合作并没有谈拢。武汉大学曾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和纽约理工学院商讨过相关事宜，同样也不了了之。直到2010年在中外校长论坛上，武大和杜克校长的偶然会面才最终一拍即合的搭上了线。2013年9月，昆山杜克获中国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筹办了四年，昆山杜克才在2014年的秋天迎来第一批学生，尽管数量不过百人。

学位和课程设置也是一大难点，昆山杜克的思路就显得有些谨慎。其他独立合办大学在开校时，就已经招收本科生了。但在刘经南看来，办一所大学应该先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着手。“经过四年本科培养，研究生更具备专业背景。对我们来说，在探索教育模式的过程中，两年制的研究生课程如果出现问题也更容易掉头。本科的课程设计则更难，我们需要承担更大的负责。

合作中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也让合办大学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美国和我们文化不同，有时候会造成鸡跟鸭之间的对话。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刘经南说，在武大和杜克大学协商的最初时期，有些美国教授担心中国无法提供充分的学术自由。“我当时的态度就是，所有的教学事务和教育活动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法律，这是前提。只要不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学术自由就不是个问题。到哪个国家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这一种国际意识，后来他们也就理解了。”

在外界看来，一些合作办学的项目是赚钱机器，这也不是完全正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昆山杜克大学最大的挑战就是财务。在筹办时，昆山杜克大学明确提出了合作方各自的财务职责。昆山市提供用地和校园建设的资金，而每年学校的运营由杜克大学和昆山市共同分担，武汉大学也会提供费用。刘经南说，每年昆山杜克的运营费用达千万美元。“如果要让学校拥有最好的资源，无论是师资还是校园环境建设都需要钱的支撑。”为了分担一部分财政压力，昆山杜克后来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会。“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政府和杜克大学补贴，基金会能解决部分运行经费。我们希望自己能承担运行经费的三分之一，这个过程可能会花上15-20年。”

当然，尽管困扰不少，作为合办大学的昆山杜克还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的“第二校园”项目得到了合作伙伴的认可。昆山杜克和国内20所公立大学签订协议，每学期输送1到5名本科生来昆山杜克体验1个学期的交流学习。一些学生通过在昆山杜克的导师找到了实习项目，并获得了申请海外项目的推荐信。在开放日当天，一些早已结束交换学期的学生还自发来担任校内接待人员。这些口碑和经验也给昆山杜克积攒起开设本科课程的筹码。

下半年，昆山杜克将开始2018级本科的招生工作，首批开设8个专业。即将卸任的杜克大学校长Richard Broadhead也将到昆山杜克担任荣誉校长，并亲自任教，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专家。

尽管，225位新生规模还无法与其他高校相比，但1：10的师生比和小班授课模式倒是提供了灵活的发展策略。比如学校可以提供更多研究项目和定制的就业服务。去年，作为昆山杜克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徐小平与学校发起了“真格-杜克未来合伙人计划”，学生们可以申请到真格投资的上百个创业团队里实习。“这体现了我们小规模办学的独特优势。试想，如果学校一届招收5000人，恐怕这样的项目也很难进行。”李含果说。

已经74岁的刘经南笑称自己为“甩手掌柜”，在昆山杜克，他实现了高校去行政化的理想。但它是否超越武大或者杜克大学的水平呢？刘经南并没有正面回答。“很多人会在事情刚开始时，添加过多的私心。我能做的是不往里添加太多的个人意志，学校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才是最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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